邵景洋：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中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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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12强赛1胜3平6负位列小组第5，中国足球结束了又一个四年的循环。社会各界对于中国足球的批评之声，在大年初一兵败越南后一度达到顶峰，而中国足球头顶的阴霾却完全没有随着12强赛的落幕就此消散。职业联赛，拖着千疮百孔的病体，等待新赛季的开启喂上那粒续命的药丸，但谁也不敢断言，到了2022年底，等待中国职业足球的会是什么。

　　中国足球，正在经历前所未见的低谷，此时的每一分热爱和关心都弥足珍贵。万幸的是，中国足球不缺少这样雪中送炭的死忠。本期，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位特别嘉宾给中国足球的“一点小建议”：

　　《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中国足球》，作者：邵景洋。

　　——达尔文

　　“中国足球还有救吗？”

　　“有。”

　　“怎么救”

　　“科学。”

　　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和2019年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都指向了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目标：成为足球强国。

　　七年时间过去了，我们收获了什么？

　　职业足球烧掉近千亿并如期迎来泡沫破灭后的重启改革，顶级联赛超过半数的俱乐部欠薪；校园足球完成3万所足球特色学校，体教融合依旧困难重重，校园足球的竞技水平依旧低位徘徊；社会足球发展则仍然在纠结场地建设何时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

　　职业足球堆钱，校园足球堆人，社会足球堆场地，总的来说就是，砸钱。

　　只砸钱或许可以砸出一个足球大国，但一定砸不出一个足球强国。

　　正如我们所见，中国足球近五年的发展距离我们既定的成为足球强国的目标越来越遥远。

　　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达成目标的路径。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的中期目标的第一年。国家十四五规划从顶层设计角度对各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来明确的要求，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从落地层面对足球组织的管理和竞技水平提出来明确的要求。

　　也恰恰就在2021年，中国足球金字塔尖的职业足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其最高级别的中超联赛的多家俱乐部面临停运和解散的风险。

　　危机中必然孕育着机会，这也许是中国足球洗心革面、壮士断腕的最好契机。如我们所见，国务院、发改委、体育总局和教育部陆续出台的多项政策，意在将中国足球带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最终的结果并不能仅依赖这些政策，而要看本质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

　　——熵增定律

　　中国的职业足球圈历来都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圈子，圈外的人进不去，圈内的人不想出来，算得上一个不折不扣的孤立系统。

　　职业足球作为中国足球的金字塔尖，其发展模式、发展方向和发展现状对于整个足球产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这就更需要职业足球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具备科学的认知，从而能够在监管机构层面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在组织运营层面进行科学的组织管理，这恰恰是目前最缺失的。

　　2018年到2020年，中国职业足球三级联赛共有24家俱乐部解散。

　　截至今日，这场危机仍在继续。

　　危机的表面是投资人主业业绩的下滑甚至暴雷，根源是巨大的支出和甚微的收益之间的极大反差，导致现有投资人既无力维系也无心维系。极低的性价比，也让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在市场上无人愿意接盘。

　　投资人对于俱乐部非市场化运作的目标，以及在此目标下松散的管理监督让俱乐部管理团队极易滋生腐败，最终导致了如今这一幕幕行业“惨剧”的产生——究其根本，是投资人的投资动机和企业基因造成的。

　　大部分投资人并没有把俱乐部当做一家公司来运营，而是当做一个品宣部门、政府关系部门来运作，所以对俱乐部的市场化运营要求很低甚至根本没有要求。再加上俱乐部的业务和投资人主业存在巨大差异，投资人的业务认知缺失导致管理失控，让俱乐部的实际运营成本远大于投资人的预期。

　　事实上，中国职业足球的投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传统行业出身，并且以资源导向型公司为主——在资源导向型公司中，个人能力并非决定公司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而足球俱乐部恰恰是另一类公司——人才导向型公司，这两种公司的经营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资源导向型公司的典型代表是国企和房地产公司，国企自带资源而房地产公司只要有资源融到资拿到地即可，这些公司的员工甚至高管对于企业发展的作用相较其他类型的企业并不十分突出。而作为人才导向型的足球俱乐部，则截然相反，无论从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到员工和球员的管理都至关重要。

　　如此的俱乐部，又在单一所有制的一言堂的决策机制下，更加无法得到监管。阴阳合同、职务侵占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熵增定律中指出，对抗熵增实现熵减的唯一方法就是：开放系统+引入外力。

　　2020年12月14日，中国足协公布了有关各级职业联赛的一系列新规定，包括俱乐部中性名、俱乐部限支出和球员限薪。2021年3月，有关部门开始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调研和推进。

　　职业足球的股权多元化改革

　　混改之后的股权多元化必将让俱乐部的决策、投入和运营更加理性，新的投资人进来后会对俱乐部提出要求，比如成绩目标、管控方式、盈利能力等，会迫使俱乐部管理团队提高能力和水平。

　　限定俱乐部总体支出

　　国外对于俱乐部的支出限制很早就在实施。欧足联于2011年就开始实施财政公平法案，要求俱乐部不能入不敷出，3个赛季累积亏损额不能超过3000万美元。如果违反规定，欧足联将对涉事俱乐部予以处罚，最严重的可能是取消其欧足联赛事的参赛资格。

　　限制俱乐部支出的最大意义就是保证俱乐部的运营健康，从而稳固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职业俱乐部一直在以资源导向型企业的模式发展，反映到俱乐部的实际运营中就是“囤地模式“，没有体系不计成本的花高价买人，包括一线队和梯队，水涨船高之后，球员的薪资自然就上去了。

　　限定球员薪资

　　球员薪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足球俱乐部中都是占比较高的一部分，建立合理的球员薪资体系是俱乐部管理层包括体育总监重要课题之一。

　　个人财富定律中指出，当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自身能力水平不相符时必将出现问题。这个问题赤裸裸地体现在了中国的职业足球领域，当然也直接影响到了足球俱乐部的实际运营。

　　对于一个年薪千万的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和比赛，需要特别强大的自律能力，同样归结到个人的综合素质中。正如南美球员和欧洲球员的区别，南美球员由于其极佳的天赋在年轻时候可能比欧洲球员的表现更好，但是28岁以后能持续保持甚至提高的往往是欧洲球员，原因就是来自球员自身的综合素质。

　　当球员仅是为了金钱踢球的时候，很多怪异现象的出现就不奇怪了。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管理缺失和方向错误导致俱乐部只能用着超高的薪资给球员打强心剂，这些强心剂是将俱乐部甚至中国职业足球推向悬崖的“推手”。

　　对于限薪问题，有很多人的观点是会大大降低青训的热度，很多家长会因此不愿意送孩子去踢球了。这确实是目前青训的一个现状，大部分的家长送孩子去踢球是因为能赚钱，而忽略孩子本身对于足球的兴趣，这样的孩子即使具备天赋，也很难达到高水平。

　　兴趣和基因是踢好足球的二要素，缺一不可。具备天赋，热爱足球，才能把踢好球当成目标，而收入只是结果。球员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才可能真正走到真正的国际水平。

　　只有在中国球员的转会身价和年薪奖金与德转等国际转会平台上接轨的时候，中国的职业足球才有真正市场化的可能，才有可能等来真正优秀的投资人，随着混改、限投入和限薪一系列组合拳下，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

　　——刻意练习

　　“即使全国的孩子都踢球，如果没有科学的竞训，也培养不出一名国际水平的球员。”

　　中国足球青训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不是场地数量和踢球孩子的数量问题，而是“科学竞训”的缺失。足球作为一项高度竞争的竞技运动，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核心是成人队的竞赛成绩，而竞赛成绩的核心基础是球员的技能水平。

　　青训的唯一目标就是提高球员的技能水平：找到提高球员的技能水平的方法，建立实现此目标的体系、流程、方法和工具。这是中国足球青训应该最优先解决的问题。

　　中国职业足球所展示的竞赛水平让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青训存在很大的问题，总结为两大硬伤。

　　目标错误

　　没有认识到青训的目标是提高青训球员技能水平。过早地追求比赛成绩，由此引发了从选拔、训练、测试和比赛中对于球员的身体、运动表现甚至比赛技巧的错误倾斜偏离。

　　中国目前的青训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是训练水平不足导致的球员基本技能的低下，而非比赛数量不足——增加比赛数量是简单的，提高训练水平是复杂的，足球圈向来不愿意面对复杂问题。

　　中国的球员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无论是青训球队还是成年队都不缺乏比赛能力。在青训比赛的结果因素中，由于身体发育存在差异，所以球员的“比赛能力”因素影响较大，而成年队的比赛成绩中，由于身体发育完成，则球员“技能水平”因素影响最大。

　　以最近的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十二强赛对阵越南为例，中国队虽取得了一胜一负的成绩，但我们不难从比赛中发现，中国队的整体技能水平应该是弱于越南队的，战术和身体等因素才让我们第一轮险胜对手。

　　本末倒置

　　忽略体系流程方法的建设，单纯强调球场建设和球员数量的问题。

　　提高足球场地数量和提高足球参与青少年数量是提高全民体质的道路之一，但并非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根本所在。打进2016年欧洲杯决赛圈和2018年世界杯决赛圈的冰岛国家队，全国人口才33万人。而刚刚在世界杯亚预赛完胜中国队的阿曼，全国人口也不到400万人，不及中国一个三线城市的人口数量。

　　这两大硬伤最终导致中国青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内卷的环境，因为大家都是这样选拔，训练、测试和比赛，只要我比你强我就可以完成我的任务，没有人去关注绝对的提高，这也是圈内足球从业者维持生计的方法。

　　校园足球无疑是中国足球青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作为青训目前和未来中坚力量的校园足球还是处于“花架子”的阶段。

　　2014年11月26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教育部牵头推进校园足球工作正式启动。截至2020年，全国已建设3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110个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基本完成了校园足球普及的工作。

　　2021年6月教育部启动了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方向，旨在加强与中国足协的合作，剑指精英提高。

　　校园足球最大的问题不是普及的问题，而是提高的问题。解决不了提高问题，校园足球的发展只能唱出“样板戏”。

　　中国的青训一定要走体教融合的路线，一定不能走回体工大队，过早的“职业化”只适合单一且低竞争的运动中，对于足球这样极其复杂且高度竞争的运动不再适用。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除了包含足球本身，还包含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等等学科，对球员综合素质的要求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不断变高。

　　“越来越多的聪明人踢球”，是足球最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也符合足球运动发展的特点。我们青训选材应该适应足球运动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

　　这并不难理解，我们来剖析一场比赛。对于个体球员，比赛时分为有球状态和无球状态。

　　有球时，每一个处理球动作都源于思考，有无思考、思考快慢都会决定处理球的效果。然而一场比赛90分钟，净打时间50-70分钟，球场上22个人平均也就3分钟左右。

　　因此无球对于个体球员来说是大部分的状态。在同一级别的球队中，决定球队整体水平的是球员的无球能力，这是完全来自大脑的能力。

　　足球发展至今，早已经不是单纯的身体素质和专项技术的比拼了，而是综合能力的较量。由于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和运动表现的普遍提高，比赛节奏越来越快，球场空间也被压缩得越来越小，因此越来越需要球员的大脑能力。顶级赛场上个人的差异也越来越体现在球员的观察、判断和决策层面。

　　每一个优秀的球员都来自于教练的培养，教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足球青训要求教练具备足球专业能力和教育能力，职业足球更是对教练的领导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而在中国足球，教练则是最被诟病的一个人群。现状确实如此，目前大部分的教练来自于退役的职业球员，足球技能或许能达到一定的水平，传授技能方面的能力偏弱。足球专业经历可以让教练员具备较好的示范能力，并不能确保他们明确原理更别说进行传授。无论在青训领域还是职业领域，存在着大量的教练员只有踢球能力，没有掌握原理性知识、没有清晰的逻辑表达能力甚至连教案和PPT都不会写。毫无疑问，这样的教练是无法帮助球员达到天赋以上的能力的。

　　现在是过去的因，已经无法改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让现有小部分合格的教练来帮助现有大部分需要进行深造的教练在尽量合格的完成竞训工作的同时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掘具备教练潜质的非职业球员经历的人群进行培养去填补青训普及领域。

　　在帮助教练员提高能力时我们需要建立基于实践过程的教练员培训、评估和监督，在筛选具备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的教练进行重点培养的同时通过评估和监督进行淘汰，宁缺毋滥，以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社会青训机构在中国足球青训中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也同样处于混乱发展之中。

　　2018年3月，中国足协发布了《全国社会足球品牌青训机构认定标准》，意在评选提高对社会足球青训机构的服务和管理水平，引导社会青训机构规范发展。

　　该认定标准的基本条件包括青训机构的资金、场地和教练员资质，运营要求为具备一定数量的球队、参加和承办赛事和向上输送球员等。作为中国足协颁布的国家层面的足球青训机构认定标准，通篇没有涉及足球青训中最重要的竞训组织办法的考核。

　　按照此标准，青训机构需要比拼的就是钱和关系，有钱就有场地、教练、营销招生和参加比赛，有关系就可以“共享”球员满足输送，根本不需要在真正核心的竞训质量上花功夫。事实也同样如此，在青训机构的教学竞训环节中，尤为重要的训练计划和训练总结几乎是看不到的。

　　即便在各地足协自办的精英青训中，此类情况也是比比皆是，每年花着几百上千万青训项目拨款，却拿不出一份全年训练计划，这样的青训就是在误人子弟，也根本不可能培养出来真正高水平的球员。

　　“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中国足球落后的不光是足球的竞技层面，还包括足球文化的落后，甚至可以说落后的根源就是足球文化的极度落后。

　　国际著名体育咨询公司尼尔森体育2018年发布的《世界足球报告》中显示，中国足球球迷数量为1.87亿，其2020年发布的《世界各国各地区球迷和踢球者统计报告》中显示，中国的球迷数量达到总人口的30%，约4.2亿，踢球者数量达到总人口的6%，约8400万人。

　　中国的球迷人数超过了欧洲五大联赛所在国球迷数量总和，踢球者数量超过2018世界杯四强任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量。

　　在中国，不缺喜欢足球的人和踢球的人。他们作为足球产业的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和需求侧的主体是足球产业发展的源动力，他们是足球产业应该去经营的群体，如果不去经营他们，他们就会成为阻挠足球产业发展的力量。

　　正如《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所说，群体无意识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大众行为，存在于全世界任何国家，如何对抗这种群体无意识就需要：行业内包括组织和媒体的共同努力，在足球产业特指足协、职业俱乐部和足球媒体们。

　　前文已经讨论了职业足球俱乐部由于其投资动机和企业基因的问题，对于一线队以外的业务无心顾及，也不会在相应部门配置高水平的人员，导致此部分工作的严重缺失。

　　而如今的媒体圈对中国足球舆论环境的恶劣现状形成更是难辞其咎。

　　前几天偶然间浏览到一位足球大V的直播间，听到其在谈论国家队主教练的问题，就停留下来听到这样言论：“现在国足主教练应该找几个助理教练协助训练，让李金羽帮忙训练前锋，让李玮峰帮忙训练后卫，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现在的主教练喜欢绝对权力。”当时直播间也有几千人，我怕这个观点误导这些球迷，就随手回了一个“会踢的不一定会教，别把直播间的球迷带偏了”，随即立刻被拉黑。

　　这不是个例，前任国足主教练“主动辞职”的事件中，被自媒体和球迷疯狂吐槽的弃用归化球员问题，却鲜有官方媒体进行深度解剖。中国足球不缺博流量的媒体和肆意发泄的球迷，缺的是热爱足球并且专业的人才，人才往往是充满个性的。

　　政府监管层、组织管理者、教练、球员、经纪人、媒体人都是足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该在产业落后的时候共同努力将蛋糕做大，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杀鸡取卵、迫不及待地去瓜分这个小的可怜的蛋糕，也不应该由于足球以外的欲望去破坏足球产业来之不易的政策环境。

　　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需要科学，包括科学管理、科学竞训和科学运营。通过建立基于数据的绩效精确管理、基于数据的过程精细管理和建立基于数据的体系标准管理，实现中国足球的科学化。

　　中国的职业足球需要科学，科学管理是解决中国职业足球长期腐败和低质量发展的唯一方法。职业足球的市场化运营不能只看最终的比赛成绩，而是要借助专业的管理软件实现基于数据考核管理层所投入的投入产出、基于数据考核教练对于比赛结果的确定性贡献、基于数据考核球员对于训练表现指标和比赛贡献指标。

　　中国的足球青训需要科学，科学竞训是解决中国足球青训长期形式主义和内卷的唯一方案。制定青训大纲，通过系统严格执行；在高效监督教练竞训过程时通过指导纠正实现最高效的教练培训；制定基于数据的球员评估体系，借助先进的竞训硬件和软件，以发展球员技能水平为唯一目标。

　　中国的足球文化建设需要科学，科学运营是解决目前中国足球文化长期落后和混乱的唯一方案。行业内的每个组织都能建立面向大众的宣传推广平台，普及足球知识并正确引导舆论方向，从而吸引更多的民众来理解足球、关注足球、支持足球和参与足球。

　　中国足球按照现有的模式发展希望渺茫，唯一的希望就是从顶层设计到中层管理监督再到基层落地执行都坚定贯彻“科学”的原则。

　　但这绝非易事，其难度堪比一场战争，有战争就会有牺牲者。

　　作者简介：邵景洋，深圳木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有专业足球和校园足球的运动经历，持有教练证和裁判证，毕业于国家双一流大学重点学科，就职过国企、世界五百强外企和上市公司民企，担任过技术、产品、销售和管理等相关岗位。

　　2015年创办深圳木头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足球数字科技，致力于用数字化提升足球产业水平。公司产品通过软硬件服务的方式为足球产业的组织和个人提供包含球员竞训、组织管理、商务开发、粉丝运营和足球消费等场景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作者长期研究足球产业，深度接触足球管理机构、职业俱乐部、校园足球和青训机构等足球组织，对足球组织的架构设计和管理运营均有深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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